2022年10月10日，星期一，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菲利普·戴维格教授、芝加哥大学的道格拉斯·戴蒙德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本·伯南克教授被瑞典科学院授予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标志着诺贝尔奖委员会对银行业的重要重视，并将重点放在Dybvig和Diamond教授1983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上的开创性工作上，题为《银行挤兑、存款保险和流动性》（Bank run, Deposit Insurance, and Liquidity），促进了我们对银行恐慌的理解。
我第一次见到迪布维格教授是在17年前，当时他聘请我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Olin Business School of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当他的初级同事。作为他多年的同事，我开始欣赏他并征求他的意见，我想不出还有谁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这样的认可。我清楚地记得，在2019年10月，我向他伸出手，表达了我对他当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希望。他谦虚地回答说：“谢谢你的好想法，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我很高兴三年后，这是一个事实。
戴蒙德和戴布维格模型自1983年发表以来，已成为流动性和银行挤兑的首选模型。截至撰写这篇专栏文章时，该文章已被谷歌学者引用超过13000次。这个模型已经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经常心不在焉的学者会在他们的论文参考文献中引用它，甚至不引用它——每个学术编辑都在努力纠正这种做法。
该模型的核心是，银行扮演着流动性提供者的角色，这使它们可能受到银行挤兑的影响（即使它们更加脆弱）。同时，银行脆弱性是银行为整个经济提供流动性所带来的好处所必须付出的重要成本，而且重要的是，这种好处远远超过了银行脆弱性的成本。他们的论文进一步为如何解决银行挤兑提供了积极的处方，特别是验证了存款保险在降低银行挤兑在其他方面完全健康的银行发生的可能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Dybvig和Diamond教授的模型工作发表时，美国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挤兑。然而，大约25年后，在2008年至2009年的大规模信贷危机中，该模型已被证明是一种宝贵的政策指导工具，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种处方，告诉他们如何采取行动，迅速解决银行挤兑的负面后果，或完全预防这种后果。有趣的是，即使在今天，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商业银行，比如瑞士信贷，正经历着与戴蒙德和戴布维格模型所描述的类似的情况。
在皇冠体育，我知道有两篇论文做了相关的工作。首先，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债务重新谈判对最优银行政策和企业行为的影响”的《定量金融与会计评论》论文中，退休教授斯科特·林恩（Scott Linn）及其合著者探讨了涉及银行和由规避风险的首席执行官管理的公司的债务合同重新谈判的相关问题。他们的主要发现是，重新谈判对银行来说可能是低效的，因为有可能出现虚假的破产索赔，以及与借款公司暴露于违约风险相关的隐藏行动问题。Ehsan Azarmsa教授在2020年发表在《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的一篇题为《关系金融中的说服》（Persuasion In Relationship Finance）的论文中，分析了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该论文以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菲利普·戴维格（Philip Dybvig）的开创性工作为基础。
